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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中國古代家具的設計和制造主要靠手工勞動來完成，設計者和制作者往往是同一人，設計和制造沒有明確且細致的分工，在學習技藝上也完全采用師傅帶徒弟的方式，家具的制作完全憑經驗和記憶，基本上沒有設計圖紙，所用的制作材料也基本上是自然材料，如：天然木材、竹、藤、石料等。中國古代家具工匠在民間往往被統稱為“木工”，在我國已是一種古老而傳統的行業。木工以木頭為材料，伸展繩墨，竹筆劃線，然后拿刨子刨平，再用量具測量，制作成各式各樣的家具和工藝品。對中國古代家具工匠的研究，在此主要探討木工的發展。

    春秋戰國時期，由于當時的經濟是以手工業和商業為基礎，各類工匠中以手工業工匠居多。《考工記》中記載了春秋時期官營手工業的各工種規范和制造工藝，其中將手工業工匠分為：木工、金工、皮革工、設色工、刮磨工、陶工共6個工種，從中可以看出木工為首。《法儀》曰：“百工以矩為方，以規為圓，直以繩，正以懸，平以水。無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為法。”從中可以看出，當時的木工還使用“繩墨”作為畫線的規矩準則，并通過使用規矩準繩進行取圓、定平、校直。戰國時期，由于鐵器的制造和廣泛使用，木工的工具有了鐵制的斧、鋸、鉆、鑿、鏟、錛等。

    唐代的木器業作坊的勞動狀況在《太平廣記》有所記載，其八十四卷中講述了工匠們做木制車輪的情況：“上都通化門長店，多是車工之所居也，廣備其財（同材），募人集車，輪、轅、輻、縠皆有定價，每治片輞，通鑿三竅，懸錢百文，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，日止一二而已。有奚樂山者，攜持斧鑿詣門自售，視操度繩墨頗精……”

   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家具發展的鼎盛時期，家具制作的工藝主要有剖木、鋸材、刨鑿、鉆孔、雕刻、磨光、漆飾或蠟飾等。然而，當時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發展緩慢，從科學形態上看，仍然停留在實用科學的形態上，家具工匠的生產勞作仍以手工工具進行加工，生產效率低，并要求工匠們具有豐富的經驗和高超的技能。從清代光緒版的《欽定書經圖說》中《垂典百工圖》和《有備無患圖》中，可以看到當時木工從事勞動時的情形。

    家具行業工匠地位的變化

    眾所周知，工匠的地位低下，一方面是由于匠籍身份低賤，另一方面是因為受傳統儒家文化中重道輕器觀念的影響，在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眼中，包括家具工匠在內的手工業工匠都是屬于賤工的地位，而像魯班那樣被尊為行業祖師的極少，絕大多數工匠都是默默無聞。

    從明代開始，家具工匠慢慢進入文人士大夫的視野。生活閑適無憂的文人階層開始真正參與到家具設計的實踐中，對家具的賞玩、收藏和參與設計在文人階層中也蔚然成風，這為古老的家具行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。至此，文人和良匠在精神上有了互通，許多著名的工匠均極具修養，在審美和品味上具有相當的水準，同時備有文人氣質，所制的家具工藝精湛、品地清雅，與當時文人的審美情趣暗合，也極易在文化層面引起共鳴，因而備受推崇。文人對良匠的認同以及對家具行業的參與，本質上也是一種對清玩文化的肯定。在晚明時期，這種文人和工匠間的互動達到高峰，許多傳世經典也隨之產生。“但其良工苦心，亦技藝之能事。至其厚薄深淺，濃淡疏密，適與后世賞鑒家之心力、目力針芥相投，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”。一些技藝精湛的家具工匠甚至上升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，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士大夫公卿平等對話，這種文化的延伸和統一，使得家具工匠的地位得以提升。

    梓人之道

    《梓人傳》中有云：“梓人之道類于相”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文人為帝王將相作傳是常有的事，而為工匠百姓作傳則十分罕見。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就曾為木匠（梓人）楊潛作傳，謂之《梓人傳》，對“木工”最著名的論述自古當屬《梓人傳》。傳記中的梓人并非普通的木匠，而是一位設計師，柳宗元的目的是闡述“梓人之道類于相”的道理。他將梓人比作丞相，認為他們間有著內在的、共通的關系。“知其術之工大矣”，梓人“舍其手藝，專其心智，知體要”而能把握建造的全局，其“勞心”之功“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”，即梓人是要放棄一般的手藝，將自己的智慧達到能把握建造全局和要領的程度，對工程的整體設計和把握能為宰相治理所效法，并提出了“相”要治理好一個，須從梓人之道中汲取教益。

    事實上，家具的制作完成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藝，整個家具的設計制作過程必須遵循“夫繩墨誠陳，規矩誠設，高者不可抑而下也，狹者不可張而廣也。”要遵守規矩繩墨，設計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方法，要全面構思、統籌規劃、系統布局、縝密計算，以及協調各種關系。因此，一件經典的家具作品應該集造型、色彩、材料、舒適度、審美等為一體，是一件協調平衡的藝術品。